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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史系列丛书》(全11卷) [美]威尔·杜兰特 著 华夏出版社 2010.6

  每个人都可能创造历史,但能书写历史的只有真正的大师。——奥斯卡·王尔德
  由于寿命的限制,5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有个人却用整整50年时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写这本书的人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杜兰特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给他起名为威廉姆-吉姆·杜兰特(William James Durant)。这位法裔加拿大妇女笃信宗教,她所以给儿子起名字威廉姆-吉姆,只是出于纪念基督身边第十一位使徒的虔诚,而不是对某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尊重。这位母亲绝不会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怀中婴儿将成长为使徒和哲学家的混合体——一名人类文明的“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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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神感召。1885年,出生于马赛诸塞州的杜兰特,在新泽西的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学校的老师全是修女——就学,并打算在未来受领圣职。年少的杜兰特对信仰如此热诚,人们几乎肯定他将来会成为一名神职人员。1900年,杜兰特进入新泽西州的圣彼得高等专科学校就学,学校的老师都是神父。一位麦克劳克林神父,怂恿他追随神的旨意,毕业后立即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1903年,在距毕业还有四年的时候,杜兰特却在新泽西州泽西市市公共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些威胁着他神圣信仰的“异端”学说——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海克尔。进步的生物科学观念动摇了这个青年本已根深蒂固的信仰。活了18年,杜兰特突然间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将不再能无怨无悔地将人生奉献给上帝,做他的司铎了。只是,他该如何将这消息告诉自己的母亲?她把自己今生和来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对上帝的奉献上。
  人生时有所失,时有所得。在信仰上失去的,注定了必将会由信仰来填补。从1905年开始,杜兰特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社会主义中。他以为,生物学的发展让上帝失去了光芒,而社会主义将弥补这一切,造就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在那个时期,他成日沉迷于某种荒唐的幻想——想象着如何在美国天主教教会内部散布社会主义学说。
  1907年,刚毕业的杜兰特说服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Journal)的亚瑟·布里斯班(Arthur Brisbane)雇佣了他,成了一名周薪10美元的记者。然而事实证明,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一些鲁莽的决定。整个夏天,晚报上所有的新闻特写就是围着强奸案件转来转去。日复一日,杜兰特发现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终日追逐着性罪犯的新闻跑来跑去的生活。有一位好心的编辑同事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得过且过。
  1907年的秋天,杜兰特最终放弃了纽约晚报的工作,开始在新泽西州的西顿霍尔学院教授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几何。1909年,心中怀着不可告人的“理想”,杜兰特进入学院下属的神学院,他以为自己可以从这里将社会主义学说散布到天主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天梵蒂冈广场上没准也能树立起卡尔·马克思的雕像。
  教学之外,杜兰特还是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正是在那里,独自置身书海的杜兰特,遇到了斯宾诺莎。他对杜兰特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的思想家,帮助杜兰特塑造了自己的价值观。斯宾诺莎在他的著作《几何伦理学》中展示的唯物世界观和精确的数学方法,对杜兰特来说是一种启示。
  思想家存在的价值,是由他的思想体系所决定的。一个决定用自己的人生解读这个世界的人,即使身处贫困仍将能够坚持原则,坚持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杜兰特几乎把整本《几何伦理学》都背了下来。回想起自己之前的“荒唐的幻想”,不禁庆幸自己的人生尚未落入不可挽救的伪善境地。1911年,带着仅有的40美元和所有藏书,杜兰特离开神学院,迁居到纽约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杜兰特和父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直到几年之后他们才原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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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杜兰特一头从平静、有秩序的神学院,扎进即使在喧闹的曼哈顿也是最激进的圈子。他成了费雷尔现代学校的老师,而这所学校是自由主义教育实验的基地。学校的赞助人奥尔登·弗里曼(Alden Freeman),很看好这位害羞的讲师,为了扩大他的视野,夏天的时候还款待他环游欧洲。回到美国后,杜兰特爱上了他明快、活泼的学生,在电话里他喜欢称她为“Puck”,这位女子就是众所周知的,日后在杜兰特的著作中和他共同署名的“艾莉儿”(“Ariel”)。

  1913年,为了娶她,杜兰特辞去了教师职务,靠每周5到10美元的演讲收入养活自己和艾莉儿。再一次,奥尔登·弗里曼慷慨解囊,给了他一笔“个人奖学金”,使杜兰特得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杜兰特师从摩根和麦格雷戈学习生物学,在伍德沃思和波芬贝格尔门下学习心理学,跟随伍德布里奇和传说中的杜威学习哲学。
  此后不久,女儿埃塞尔(Ethel)的诞生,再一次使杜兰特的思想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面对着女儿奇迹般的成长,杜兰特逐渐摆脱了自己早期偏执的无神论观点。在他的自传《Transition 》(1927)中,他解释了自己的这种思想改变:
  埃塞尔出生之前,我就试图反抗这个呆板、不合逻辑的工业时代的思想和观念造就的各种产物。我一度曾怀疑,古老的农耕时代社会可能远比这个膨胀到已经失去控制复杂的现代社会更适合这个世界。但是,当埃塞尔到来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这是一种将推动她未来人生每一步的力量。我比以前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寻找一种价值观,帮助自己公正的面对这个世界。
  核能的无穷能量,植物的多样繁荣,动物的生生不息,孑孓彳亍的新生儿总是饥肠辘辘,孩子们的玩耍笑闹声,青年人的热情和挚诚,父亲的雄赳傲气,母亲的默默奉献,科学家在实验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天才在痛苦中备受煎熬,十字架上的先知和圣徒的殉难,造物总是这样从不停歇地演出段段华彩。正是在这些事情里,我看到了成长之所以伟大和生活热情之所在。
  我开始试着把自己看成某项伟大事业进程中简洁而精准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不安定的、混乱的因素。我的灵魂似乎总是在引导我,找寻更真实的自我……我的小小价值在于从我个人的能力出发,试着去保护人类的伟大遗产。曾经的我只看到死亡和毁灭无处不在,当我从“生存?或是死亡?”这个永恒的设问中解脱出来时,命运交付给我的使命几乎已近在眼前了。
  女儿的出生消解了杜兰特和父母间长期以来的隔阂。杜兰特的母亲来看望甫降生的孙女——祖父母是绝对无法抗拒孙辈的吸引力的,她志得意满地宣布:“这是杜兰特家的血脉!”
  在多年勤学苦读的简朴生活中,杜兰特很少关注人类那些充满令人沮丧的屠杀和政治黑幕的历史。但是,布里斯班引导他读了巴克尔写的文明史介绍,这使他能更达观地看待人类不堪的过去。杜兰特得知,巴克尔在大马士革去世时,只完成了文明史从起源到19世纪的框架。此时,被巴克尔深深打动的杜兰特,在心中默默期许,梦想有朝一日将有机会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从此之后,几乎每天他都在为此搜集材料,为这一梦想做着准备。然而,直到1926年,杜兰特41岁时,机会的大门才向他敞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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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时,杜兰特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哲学和社会问题》。在这本书中,杜兰特认为:哲学之所以日趋衰弱,是因为它总是回避社会的实际问题。我们非凡的年轻作者提出,从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视角观察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培养自己的施政能力,学着多为公众着想。同年,他获得学位,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学校只得礼貌地请他另谋高就。
  在此期间,杜兰特在纽约第14街和第二大道的前长老教会教堂,现在人们所说的“Labor Temple”,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哲学史、文学、科学、音乐、艺术的讲座。正是这些讲座为他日后写作《哲学的故事》和《世界文明史》奠定了基础。除了展示清晰的历史事实之外,聆听讲座的听众,更希望杜兰特能够申明历史研究对当前时代的意义。 1921年,他正式加入Labor Temple School,致力于成人教育。
  1921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著名的Little Blue系列图书的出版商E. 霍尔德曼-尤利乌斯恰巧路过Labor Temple,发现了布告栏上当天下午5点杜兰特有关柏拉图的演讲。出版商参加了这次演讲,并且非常喜欢,他要求杜兰特把他的演讲放在他5美分的Little Blue系列中出版。
  开始时,杜兰特坚决拒绝,理由是他的工作几乎占去了他所有时间。杜兰特的写作生涯差点就这么结束了。幸而E.霍尔德曼-尤利乌斯没有放弃,他写信给杜兰特,这一次他附上了预付款。杜兰特当然让步了。事后,他仍然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但是,E.霍尔德曼-尤利乌斯再一次写信给杜兰特,请他写一本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小册子,跟上次一样他附上了预付款。
  完成这本书后,杜兰特以为他和E.霍尔德曼-尤利乌斯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可是,这位胆大妄为的出版商却不这么想。逐渐的,他把11本小册子的写作任务,逐本交到杜兰特手上。历史见证了这些“大胆妄为”的价值,这也大大超出了杜兰特的预料,这11本小册子就是后来的畅销书《哲学的故事》。
  这本书惊人的成功早已成了出版界无人不知的奇闻。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接手了这些小册子,并把它们做成了精装本。杜兰特估计大约能卖出1100本,而乐观的出版商则认为可以卖出1500本。当然,这些都只是假设。在1926年,以这种选题和价格,再加上要价5美元的售价,对读者来说这无异于抢劫。不过,亨利·福尔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好评,使这本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多年以来,这本书已累计售出2百万册。今时今日,在被翻译成中文、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芬兰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克、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后,在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哲学的故事》仍然在不断俘获新的读者。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运,激起了多年以来沉睡在杜兰特心底的愿望——完成巴克尔未竟的事业。他辞去教职,开始为写作《世界文明史》做准备。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为给杂志撰稿所能获得的优厚报酬而不可自拔。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为《The Mansions of Philosophy》(1929年),重印时更名为《The Pleasures of Philosophy》。1929年,他终于步回正轨,下定决心将人生剩余的所有时间投入到《世界文明史》写作中。
  他信心十足的选了“story”这个词,因为他认为凡是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可以轻易读懂他的著述,但这个词却误导了人们对这本书的最初印象。一些人抱着对“普及本”的怀疑态度打开这本书,然而书中引人注目的丰富学识、巨细靡遗的事实细节和斯宾格勒似的警句恒言,使他们深感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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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兰特原本计划用5年时间写就五卷著作。在写作第一卷——现在我们眼前这本《东方的遗产》(1935年)时,他用了6年时间进行了两次环球旅行,从文明的起源开始,讲到甘地和蒋介石结束,共计1049页,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在序言中,他这样解释他的目的和方法:
  大约20年前,年少轻狂的我,给自己布置了写就一部文明史的任务。我把完成这本书时所经过的煎熬和考验看作是一种有着痛苦过程和快乐结局的使命。伟大的人类文化遗产是由无数天才和默默无闻的劳动所造就的。我将以编年史的方式,讲述人类在发明上的进步、在宗教上的理想、道德和礼仪的嬗变、文学名著和科学成果,哲学智慧和艺术成就,以及社会多样化的经济体制和政府实施的各种政策;同时考虑到某些具体事件,我也会试着去解释它们的原因、性质和作用。我愿尽我的绵力在有限的空间里,将我的所知倾囊相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你不需要告诉我,我有多么荒谬、多么自以为是。事实上,我多年的努力带来的,只是我原本渴望的成果的五分之一。当然,即使有人肯为此付出终生的努力,也没有哪个人的智慧,足以胜任这项任务。任何一个承担这项任务的人注定将犯下许多错误;有时为了看清事情的全貌,我们难免将冲动置于理性之上,不过我仍然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从更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因为调和及谅解在历史中身影和在科学中一样,总是一闪而过。
  一直以来,我们用纵向的方法把历史分开书写——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哲学史、文学史、科学史、音乐史、艺术史,我以为这样对待人类的经历是不完整和不公正的。书写历史应该既注重直接叙述,也重视间接描写,在综述的基础上附有深入分析。理想的历史编撰所寻求的,是从各方面综合描绘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制度、历程和道路。的确,日积月累的知识已经不自觉地将历史分隔开来。以自然科学为例,假如认真的细分,会有很多相对独立的专业。“专家们”通常都会避免用这种“全面”的视角观察人类的物质文明和行为轨迹,因为错误的机率和观察涉及范围的广度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只考虑到“全面”的人,都将是专家们乐于瞄准、进行批判的悲惨目标。早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第五王朝时期,《普塔霍特普教谕》里曾写到过,“对事事都发表议论有多愚蠢?想象一下,在一场辩论中,世人皆为你的反方。”《世界文明史》将要分享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历史哲学、这种一厢情愿的荒唐愿景——将希望寄予对一个时间碎片的详细描写,并企图用这种描写来复原历史的整体面貌。在学术上,这可能只是个连必要的借口都找不到的不必要的冒险,最后至多落个“勇敢的愚蠢”的评语,但多年以来也正是这种尚未可知的冒险,引诱着那些年轻鲁莽的灵魂前赴后继、深入其中。
  大家总是对一些事情存有争议,担心被偏见影响。这些争议和担心从不因杜兰特而生,自然也不会因为杜兰特而止。我们的作者曾尝试着消解人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在第六卷《宗教改革》的序言中,他写道:
  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同时也很棘手的问题。我试图做到不偏不倚,但实际上我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存在争议,甚或被解读为挑衅。无疑,一个人的经历会给他所有的行为染上不可磨灭个人色彩。在我看来,实有必要告知读者如下事实,我是由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带大的,我大部分的教育得益于13年间基督教长老会宽容的新教徒培养,善意的修女和神父,耐心的忍受了我青少年时期的鲁莽冲动,而我保留着某种世俗人的“感恩”;但人们也应该注意到,从最开始我的许多的最忠实的听众正是来自于该长老教会的犹太人,正是这些人敞开了他们的心灵,启发了我的新见解,因此,跟其他任何人相比,我的偏见显然更缺乏借口。其实,我们都是黑暗中的碎片寻求着阳光温暖。最终,我们也许会发现自己从不比街头的顽童懂得更多。
  杜兰特如同被诅咒的西西弗斯般,推着他沉重的历史卷册的爬上学识的高山攀至出版的顶峰,之后他必须再从重新来过,就这样每5年一次,周而复始,直到全11卷《世界文明史》完成为止,他将会一直沉溺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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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中的杜兰特是个有着明亮的眼睛、茂密的头发、打扮干净整齐的男人。即使那些跟他并非熟识的人,也从不吝于称赞他。杜兰特体现了两个品质,一直以来,他认为一个没有自己独立价值观的哲学家,称不上一个完整的哲学,因此,他始终坚持用理解与宽容的态度面对这个世界。

  他从未有试图将自己的声誉建立在别人的牺牲上,而是他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人们的想法,这样他就可以对他们的弱点和任性更宽容。当两个窃贼在他洛杉矶的家中窃取珠宝、储蓄和债券被警方拘捕后,杜兰特拒绝起诉,并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获得自由。再一次,他的“宽容”证明了自己。
  杜兰特对妻子艾莉儿的爱,如同能够抵抗时间流逝般逐日愈深。1981年,96岁高龄的杜兰特因心脏问题被送往医院,艾莉儿觉得这次杜兰特恐怕不会再回到自己身边了,随即停止了进食。几天后,在得知爱妻死讯的同时,杜兰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洛杉矶墓一个小公墓里,他们埋葬在彼此身旁,从此永不分离。
  不同于那些与世隔绝的经院式学者,杜兰特的满足从不止于伏案写作,他一直努力用自己的价值观影响更多人,实际上,他也尽力落实了自己的这种想法。他为美国的劳动阶层争取同工同酬,同时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公平的工作条件。在19世纪4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中,杜兰特甚至起草了《相互依赖宣言》(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宣言中号召:
  人的尊严和体面以及保有尊严和体面的权利,并不因种族、肤色、信仰而有所区别;我们应该共同努力,阻止因这些差异而产生的仇恨,团结起来建设一个平等的环境,让每个人都可以文明的生活……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有的人都是兄弟,相互容忍是自由的代价。
  杜兰特在种族平等方面向来奉行不待,这项声明亦列入了1945年10月1日的美国国会记录。
  众所周知,1968年,杜兰特和他的妻子艾莉儿(自从第七卷《理性时代》后,艾莉儿成了杜兰特的合著者)因《卢梭与大革命》(第十卷)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多年以来,作为哲学家、历史学家,杜兰特声誉日隆,他的著作累计销量超过1700万册,是各界人士所钟爱的案头读本。
  杜兰特一直强调自己是为普通人而写作,不是追求学术上的成就,然而他的读者(或朋友)却包括:圣雄甘地、萧伯纳、罗素和被称为美国最伟大的律师的克劳伦斯·丹诺。
  杜兰特曾经这么说,“如果有时间可以慢下来,没什么事是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时间不可能慢下来,所我们只能紧紧跟着它。”然而,即使是从未停止运行的时间,恐怕也无法用50年征服110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