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杨绛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4月版
作者:杨绛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 著 译林出版社 2010.6

  议论一部作品“有什么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的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两个说法都是要追问好在哪里。这里要讲的是英国十九世纪初期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者珍妮·奥斯丁是西洋小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大家。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爱好她的读者,要研究她的作品有什么好;不能欣赏她的人,也常要追问她的作品有什么好。《傲慢与偏见》在我国知道的人比较多;没读过原文的读过译本,没读过译本的看过由小说改编的电影,至少知道个故事。本文就是要借一部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西洋小说,探索些方法。试图品尝或鉴定一部小说有什么好。  
  小说里总要讲个故事,即使是没头没尾或无条无理的故事。故事总是作者编的。怎样编造——例如选什么题材,从什么角度写,着重写什么,表达什么思想感情,怎样处理题材,就是说,怎样布局,怎样塑造人物等等,都只能从整部小说里去领会。光从一个故事里捉摸不出。这个故事又是用文字表达的。表达的技巧也只看文字本身,不能从故事里寻求。要充分了解一部小说,得从上述各方面加以分析。  
  

  小说里往往有个故事。某人何时何地遭逢(或没遭逢)什么事,干了(或没干)什么事——人物、背景、情节组成故事。故事是一部小说的骨架或最起码的基本成份,也是一切小说所共有的“最大公约数”。如果故事的情节引人,角色动人,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捉搦着他们的心,使他们放不下,撇不开。急要知道事情如何发展,人物如何下场。很多人读小说不过是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到一个故事。 
  《傲慢与偏见》的故事,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某乡镇上某乡绅家几个女儿的恋爱和结婚。主要讲二女儿伊丽莎白因少年绅士达西的傲慢,对他抱有很深的偏见,后来怎样又消释了偏见,和达西相爱,成为眷属。这个故事平淡无奇,没有令人回肠荡气,精心摄魂的场面。情节无非家常琐碎,如邻居间的来往、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浏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人物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货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有的高明些、文雅些,有的愚蠢些、鄙俗些,无非有闲阶级的先生、夫人、小姐之流。有个非洲小伙子读了这本书自己思忖:“这些英国的夫人小姐,和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们不禁要问,十九世纪外国资产阶级的爱情小说,在我们今天,能有什么价值呢?  
  可是我们不能单凭小说里的故事来评定这部小说。 
  
  故事不过是小说里可以撮述的主要情节,故事不讲作者的心思。但作者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现实,也不可能在作品里完全屏蔽自己。他的心思会像弦外之音,随处在作品里透露出来。  
  写什么样的故事,选什么样的题材。《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写实性的小说(novel),而不是传奇性的小说(romance)。这两种是不同的类型。写实性的小说继承书信、日记、传记、历史等真实记载,重在写实。传奇性的小说继承史诗和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写的是令人惊奇的事。世事无奇不有,只要讲来合情合理,不必日常惯见。司各特(W. Scott)写的是传奇性的小说,奥斯丁写的是写实性的小说。奥斯丁自己说不能写传奇性的小说,除非性命交关,万不得已;只怕写不完一章就要失声而笑。为什么呢?她在另一部小说《诺桑觉寺》里故意摹仿恐怖性浪漫故事(gothic romance)的情调打趣取笑。我们由此不一看出,她笑那种令人惊奇故事脱不了老一套,人物也不免夸张失实。她在家信里说,小说里那种十全十美的女主角看了恶心,使他忍不住要调皮捣蛋。她指导侄女写作的信上一再强调人物要写得自然。要避免想象失真,造成假象。她喜欢把故事的背景放在有三、四家大户的乡镇上。奥斯丁并不是一个闭塞的老姑娘。她读书看报,熟悉当代有名的作品,来往的亲戚很多,和见世面的人物也有交接,对世界大事和城市生活并非毫无所知。可是她一部又一部的小说,差不多都取材于有三、四家大户的乡镇上。看来她和《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的见解相同。乡镇上的人和大城市的人一样可供观察研究;不论单纯的、或深有城府的,都是有趣的题材,尤其是后者、尽管地方小,人不多,各人的面貌却变化繁多,观察不到的方面会层出不穷。奥斯丁显然是故意选择平凡的题材,创造写实的小说。  
  
  通常把《傲慢与偏见》称为爱情小说。其实,小说里着重写的是青年男女选择配偶和结婚成家。从奥斯丁的小说里可以看出她从来不脱离结婚写恋爱。男人没有具备结婚的条件、或没有结婚的诚意而和女人恋爱,那是不负责任,或玩弄女人。女人没看到男方有求婚的诚意就流露自己的爱情,那是有失检点、甚至有失身份;尽管私心爱上了人,也得深知敛抑。恋爱是为结婚,结婚是成家,得考虑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基础。门户不相当还可以通融,经济基础却不容忽视。因为乡绅家的子女不能自食其力,可干的职业也很有限。长子继承家产,其他的儿子当教士,当军官,当律师,地位就比长子低;如果经商,就比阶级内部又落下一个阶层。老姑娘自己没有财产,就得寄人篱下;如果当女教师,就跌落到本阶级的边缘上或边缘意外去了。一门好亲事,家家都挣扎着向上攀附,唯恐落下。这是生存竞争的一个重要关头,男女本人和两家老少都全力以赴,虽然只有三四家大户的乡镇上,矛盾也够复杂,争夺也够激烈,表现的世态人情也煞是好看。《傲慢与偏见》就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描写这种世态人情。  
  奥斯丁认为没有爱情的婚姻是难以忍受的苦恼。她小说里的许多怨偶,都是结婚前不相知而造成的。结婚不能不考虑对方的人品,包括外表相貌、举止、言谈,内在的才德品性。外表虽然显而易见,也需要对方有眼光。才能由外表鉴别别人品高下。至于才德品性,就得看他为人行事。这又得从多方面来判定,偶然一件事不足为凭,还得从日常生活里看日常的行为。知人不易,自知也不易,在节烈的生存竞争中,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纠纷就更难免。《傲慢与偏见》写女主角的偏见怎样造成,怎样消释,是从人物的浮面逐步深入内心,捉摸他们的品性、修养和心理上的种种状态。可以说,奥斯丁所写的小说,都是从恋爱结婚的角度,写世态人情,写表现为世态人情的人物内心。
  
  《傲慢与偏见》开篇第一句“家产富裕的单身汉,准想娶个妻子,这是大家公认的必然之理”。接下说:“这点道理深入人心。地方上一旦来了这么个人,邻近人家满不理会他本人的意愿,就把他看做自己某一个女儿应得的夫婿了。”奥斯丁冷眼看世情,点出这么两句,接着就引出一群可笑的人物,一连串可笑的情节。评论家往往把奥斯丁的小说比作描绘世态人情的喜剧(comedy of manners),因为都是喜剧性的小说。  
  喜剧虽然据亚里士多德看来只供娱乐,柏拉图却以为可供照鉴,有教育意义。这和西塞罗所谓“喜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见解相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都曾引用;斐尔丁在他自称“喜剧性的小说”里也用来阐说他这类小说的功用。这些话已经是论喜剧的常谈。所谓“镜子”,无非反映人生。一般认为镜子照出丑人丑事,可充针砭,可当鞭挞,都有警戒作用。  
  可是《傲慢与偏见》警戒什么呢?对愚蠢的柯林斯牧师、贝奈特太太,凯瑟林夫人等人,挖苦几句,讽刺几下,甚至鞭挞几顿、就能拔除愚蠢的钝根吗?奥斯丁好像并没有这个企图。她挖苦的不是牧师、或是乡绅太太、或贵夫人,不是人为的制度或陋习恶俗造成的荒谬,而是这样的几个笨人。她也不是只抓出几个笨蛋来示众取笑。聪明人并没有逃过她的讥诮。伊丽莎白那么七窍玲珑的姑娘,到故事末尾才自愧没有自知之明。达西那么性气高傲的人,唯恐招人笑话,一言一动力求恰当如分,可是他也是在故事末尾才觉悟到自己行为不当。奥斯丁对她所挖苦取笑的人物没有恨,没有怒,也不是鄙夷不屑。她设身处地,对他们充分了解,完全体谅。她的笑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是和读者相视目逆,会心而笑。试举例说明。  
  第十一章,伊丽莎白挖苦达西,说他取笑不得的。达西辩解说:一个人如果一味追求笑话,那么,就连最明智、最好的人——就连他们最明智、最好的行为,也可以说成笑话。  
  伊丽莎白说:“当然有人那样,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我相信,明智的、好的,我从不取笑;愚蠢、荒谬、任性、不合理的,老实说,我觉得真逗乐,只要当时的场合容许我笑,我看到就笑了。不过,这类的事,大概正是你所没有的。”  
“谁都难保吧。不过我生平刻意小心,不要犯那一类的毛病,贻笑大方。”
  “譬如虚荣和骄傲。”  
  “对啊,虚荣确是个毛病;骄傲呢,一个真正高明的人自己会有分寸。”  
  伊丽莎白别过脸去暗笑。  
  伊丽莎白当面挖苦了达西,当场捉住他的骄傲、虚荣,当场就笑了。可是细心的读者会看到,作者正也在暗笑。伊丽莎白对达西抱有偏见,不正是因为达西挫损了她的虚荣心吗?她挖苦了达西洋洋自得,不也正是表现了骄傲不自知吗?读者领会到作者的笑而笑,正是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所谓“从头脑里出来的,理智的笑”。  
  笑,包含严肃不笑的另一面。刘易斯(C. S. Lewis)在他《略谈珍妮·奥斯丁》一文里指出,坚持原则而严肃认真,是奥斯丁艺术的精髓。心里梗着一个美好、合理的标准,一看见丑陋、不合理的事,对比之下就会忍不住失笑。心里没有那么个准则,就不能一眼看到美与丑、合理与不合理的对比。奥斯丁常常在笑的背后,写出不笑的另一面。例如《傲慢与偏见》里那位笨伯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是个大笑话;他遭到拒绝,掉头又向伊丽莎白好友求婚而蒙允诺。又是个大笑话。贝奈特太太满以为阔少爷宾雷已经看中自己的长女吉英,得意忘形,到处吹牛;不料宾雷一去音信杳然。这又是个笑话。伊丽莎白想不到她的好友夏洛特竟嫁给柯林斯那么一个奴才气十足的笨蛋,对她大失所望。她听了达西一位表亲的一句话,断定宾雷是听了达西的话,嫌她家穷,所以打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