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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编辑:审稿能遇几多坑?

2020/8/11 17:28:00   作者:淡霞 出版人杂志   次浏览

1200多年前,“诗仙”李白一边苦闷着“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一边逸兴遄飞地吟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200多年后的今天,庚子鼠年上半场,一边是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流行的大瘟疫让各国陷入行路难的困境;一边是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大红大紫,“乘风破浪”迅疾成为爆款时髦词。

实则,相较于热闹喧腾的娱乐圈,2020年上半年的出版圈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乘风破浪的少,行路难、多歧路的多。而编辑,作为出版圈的传统骨干力量和内容审查主体,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其审稿的程序和标准是较为稳定的。虽则稳定,但对于每一个编辑来说,将一部新书稿打磨成一本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读物,不啻一段披荆斩棘的行路历程。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为的是经过艰苦作业,打造出合格的出版物。然而,审稿路上,陷阱、大坑小坑无数,编辑不得不步步惊心,时刻提防。



1
导向、基调坑:于无声处惊雷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行业也有行业的规矩和制度,对出版行业来说,国务院2016年修订并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就是编辑审查书稿主题时要参考和遵照的重要依据。条例规定,“出版单位实行编辑责任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也就是说编辑对书稿的内容审查负有主体责任。

同时,《出版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出版物不得含有的内容,比如“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那么有关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南海等内容表述就值得特别关注,比如称呼香港为“殖民地”,将台湾与其他国家并列,绘制中国地图时漏掉南海九段线等,这些表述都是错误的,属于典型的、严重的政治性差错。编辑审稿时对此应高度重视,避免一头栽进政治导向坑中。比如“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有的书稿会在不经意间涉及少数民族的信仰、风俗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信息,措辞稍有疏忽,便会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这属于民族问题导向坑。比如“宣扬邪教、迷信的”,有的书稿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在书稿中大幅宣扬邪教的宗旨和传教过程,误导人们“确信其事”,或者打着传承传统文化的旗子,在书稿中大肆描摹风水、算命等封建迷信内容,都是不可取的。编辑在审稿时要有分辨的能力,及时处理相关文字,以免掉进这个“邪教、迷信”的坑。另外,还有宣扬“淫秽、赌博、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这种 “黄、赌、毒、罪”的传播不良风气的导向坑,也是编辑审稿中应该着重关注和警惕的部分。

除了以上较为明显的政治性差错坑、民族问题导向坑、宣扬邪教迷信坑、宣扬违法犯罪坑等,审稿时,还应特别关注某些与现行宪法不一致的主题言论,比如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有的书稿内容却出现“法治是以约束为主的,把人捆绑起来是其主要机制”“在以法治为中心的神教教义或政治哲学中,根本没有人的向上成长这个维度”,这样的表述即为明显的错误导向坑,应该警惕并处理。

与主题导向坑相比,基调歪斜的坑就显得更为隐蔽和低调。

书稿基调不正确也是个大坑,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历史人物翻案的所谓新锐前沿思想,比如对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评价,近年来有学者打着学术探讨的名义撰写文章,认为汪精卫做汉奸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另一种曲线救国,试图以此为汪精卫正名。这类论述极易形成基调歪斜的坑,审稿编辑不得不慎重。

此外,随着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潮兴起,人们对传统文化和古代圣贤的推崇也水涨船高到一个新的顶点,但对其评价不应过度用力、过分吹嘘,比如“没有圣人就没有中国,没有尧舜禹这样的圣王,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此等溢美之词,可以休矣。

第二类是立场偏颇的基调。在涉及古代一些历史事实的表述时,作者应保持较为公正中性的立场进行评骘,不应代入过多个人主观的意愿,尤其是这种主观意愿与现行的意识形态相左,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片面的,甚至是偏离的。比如有的书稿中谈及清军,尤其是湘军、楚军和太平天国军队之间的战争,作者行文时,对太平天国、太平军的用语,沿袭清朝、湘军、楚军立场,多以“匪”“贼”“寇”称之。于湘军、楚军,誉其为“礼仪之师”;于太平军,则冠以“野蛮之师”,读者阅文后,正邪立判。

类似的句子、论述,从编辑审稿的角度看,如果属于引用历史文献,为保持原文状态,这些字眼可一仍其旧以存其真,不烦改窜;但若为作者自己的叙述文字,则当中正平和,一视同仁,不宜厚此薄彼。

第三类是所谓的宣传正能量实则违背现代文明探索精神的基调。这类书稿,大多顶着政治正确的帽子,往往从宣扬中国强大,以至于引领世界,或者极力鼓吹夸大传统社会的优越性出发,发出罔顾现实、唯我独尊的“自信”言论。比如“今日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国的复兴。”“没有中国技术,欧洲根本不可能重新焕发出生命力。”“没有儒家思想,根本不可能有启蒙运动。”诸如此类的话语,表面上看是传递正能量,增强民族自信,实则为盲目自大,荒诞无根,违背实事求是和科学论证的原则,无论从效果上还是从学理上都难以服人。这类书稿基调歪斜得较为隐蔽,需要引起编辑的特别关注。

导向坑、基调坑,坑坑险象环生,且坑坑决定一部书稿是否能顺利变成书籍。编辑在披荆斩棘地审稿中,首先要把握和跨越的就是此类大坑,这些大坑不处理,会留下巨大隐患,一来可能导致整部书稿被毙掉,二来后面的编辑工作将无从谈起,即使有时在书稿的细枝末节上处理得相当完善与精美,也无法补救这些根本性错误。

决定书稿命运的大坑,不可回避,亦无法回避,唯有谨慎面对。



2

结构、材料坑:不畏浮云遮望眼

一部书稿,如同人的身体,有血有肉,更重要的是要有骨架。有了骨架,人才能立起来,于书稿而言,篇章结构和内容的内在逻辑就是它的骨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写道:“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好的结构,就像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虽然他说的是长篇小说,但这个原则同样适合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幸运的编辑,或许会遇到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整部书稿,如此便会节省很多审稿的力气和时间;但哪个编辑又能保证自己每次拿到的新书稿都是幸运气球加持的呢?或多或少,编辑在职业生涯中都会遇到一些结构松散、逻辑混乱的书稿,这时便意味着,审稿路程中的第一个中坑出现了:结构坑。

存在结构缺陷的书稿,或许是作者没来得及整理,只是将所有文章收集在一起就发给编辑;或者是作者自己有大致的想法,但这种构想不太理想或者不符合当下的市场需求;或许是作者已去世,作品庞杂无序,后人没有能力整理,这时就需要理出一种思路,用这思路将所有文章按照某种规律组织起来。

比如一个作者的书稿,可以按照创作时间来编排,可以按照归纳出的主题来编排,还可以按照文学题材来分门别类地编排。如果是小说,按照创作时间来串联,可以看出一个作家早、中、晚等各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如果按照篇幅来分类,可以分为短篇、中篇、长篇等,如此可显示出作家对各种篇幅作品的驾驭能力,“豆腐块”精炼简洁,长篇则宏大精深;如果是主题编排模式,则彰显出作家创作内容和角度的宽广开阔、丰富多样性。如此,不一而足。

总之,无论是哪种结构编排方式,都隐含着这部书稿的内在逻辑性,有了内在逻辑性,整部书稿的主旨和独特性就显示出来;同样,无论是哪种内在逻辑性,都需要在书稿的结构(目录、大纲、导语等)中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这结构,就是串起书稿血和肉的骨架;这结构坑,是编辑必须正视和跨越的。

同时,能将或意向模糊,或个性鲜明的一篇篇独立文章搭建成有血有肉有骨架有精气神的一本书稿杰作,也是一个杰出编辑的独到策划思想的体现。从这个角度说,这结构坑既是风险,也是机遇。

如果说结构是骨架,是串起珍珠项链的一根线,那么书稿中的材料就是这串项链的颗颗珍珠。这些珍珠,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质量上乘的的珍珠会为整部作品增光添彩,锦上添花;品质低劣的珍珠不仅起不到有益的作用,有时还会成为累赘,乃至祸害,也会成为质检专家、读者、批评家的把柄。

书稿中不当的材料成为审稿的拦路虎,甚至是危险系数较高的中坑,这是很多编辑始料未及的。概括起来,这些不当材料大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复的材料和观点,这类情况大多出现在演讲稿文集、发言稿文集,以及一些主题较为单一的评论文集中。比如某个专门研究某一类文化的专家,在欧美、在东亚、在非洲等各种场合都做演讲,囿于自身知识储备的专业性,他演讲的内容和主题大多为同一个方向,因此,同一种材料、引文,甚至是观点,重复出现的几率很高。每篇演讲稿或评论文单独展示时,尚无大碍,但若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材料重复、观点雷同的劣势就暴露无遗。此时,若编辑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陷阱,就要及时跟作者沟通文稿处理事宜。

不当材料的另一种表现是过时材料和观点的使用。比如关于抗日战争时间的说法,如今正确的提法应该是“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之前“8年抗日战争”的表述不再提倡,但现在有些书稿中还使用旧的、过时的说法。

不当材料的使用还有文不对题、逻辑不通、错误使用等情况,需要编辑一一仔细辨别。

使用材料,是为了佐证或反证自己的观点,某种程度上说,材料即观点。秉持着观点要守正、传承、创新的理念,筛选起材料来才不会走入迷途,如坠五里云雾中。

重复的、过时的材料和观点,如同冷兵器时代的大刀长矛,用它来对抗现代化学术探索领域的坚船利炮,必定会落荒而逃、贻笑大方。作为书稿最重要的内容审核官,奋斗在消灭荆棘和杂草路上的编辑,若轻易绕过材料观点坑,怎会没有遗憾和愧疚呢?



3

知识、字词、标点坑:野火烧不尽

“苦为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此诗虽然是写唐朝贫苦人家的绣娘,但经常被拿来形容编辑的奉献及其工作的辛苦。编辑的辛苦不仅体现在跨越作者书稿中时常隐藏的大坑、中坑,这些都是大毛病、大问题,自然值得特别关注和警惕,然而,日常工作中大多数编辑的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处理书稿的无数小坑上。这些小坑种类繁多,琐碎幽微,即便清理好几次,还是会经常让人防不胜防,像极了漫漫征途中让人跌倒、崴脚却总被忽略的无数小坑洼。

小坑洼的第一个成员是知识坑。编辑作为文化人、知识分子,虽然每天都跟书本和各种知识打交道,但能学到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然而,审稿工作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挑错,找出知识和逻辑错误并改正,显得尤其重要。那么,问题来了,怎么找错?怎么改正?

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付知识性错误,只能动用自己的储备,储备丰富,就容易找到错误;储备匮乏,就容易在小坑中吃亏。除此,没有别的捷径可走。如此,编辑就需要时刻带着常识、带着问号去审稿。

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了战胜中国,英国派出了四千人的军队。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数量为两万人。”众多周知,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发生在190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56年到1860年,著名的圆明园就是在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因此,上述句子中,八国联军应该改为英法联军,两万人改为两万五千人。

比如:“这套房子的好,就好在外部环境。一出门就是三里屯village(后来更名为三里屯太古里),这个建筑据说获了当年的普利策奖。”普利策奖也称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一项最高荣誉奖。普利兹克奖也称普利兹克建筑奖,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因此,上述句子中,普利策奖应改为普利兹克奖。

知识的欠缺、常识的错位,使得书稿不时会出现关公战秦琼的闹剧。此闹剧,实在不应上演。

囿于个人经验,考验知识储备的错误或许会被遗漏,但若编辑愿意静下心来认真审稿,有些错误利用常识和逻辑推理即可发现其谬误之处。

比如一部书稿中将意大利画家乔托·迪·邦多纳的生卒年月写为:约1266—1377年,如此推算,这个画家活了111岁,这在700多年前不大可能。后经查证,乔托的正确生卒年月应为1266—1337年。

比如:“正午的阳光透过柳树的间隙,倾泻在他们的脸上,两人感到眼睛一阵刺痛,渐渐苏醒过来。在初生的朝阳中,她竟只能靠在冰冷的柳树上,如此失魂落魄,无所依赖。”前文说“正午的阳光”,下文又说“初生的朝阳”,逻辑不通,应改为同一个时间段。

面对不同类型和专业的书稿的知识性错误,动用学识储备也好,开动脑筋多想一步也罢,只要对消灭错误小坑洼有用,皆可为编辑所用。

错误小坑洼的第二个成员是字词句错误坑。消灭错别字,是所有编辑的基本功之一,除了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多看多记多练之外,还可借助黑马软件的力量来事半功倍。黑马软件的好处在于,一是可以查出书稿中大多数明显的字词错误,对查找人的肉眼容易忽略的多字、少字、漏字问题也很有帮助。比如以下错误,黑马软件可过滤出来:“今天摸头18次,插裤兜28次,讲的太快,就在他手上写个‘慢’”(讲的太快改为讲得太快);“她好像是个怕冷的家伙,穿一身黑色休闲服,线条勾勒得恰倒好处。她的侧面给我的印像是一只蹦跳的狐狸”(恰倒好处改为恰到好处,印像改为印象);“现在你这幅模样也是给我添麻烦的行为。若是真不想麻烦我的话,就实话实说吧”(这幅模样改为这副模样)。以上这些明显属于硬伤的字词错误,黑马软件基本可查找出来,显示出其较为强大的识别错误字词的功能。

使用黑马软件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提示选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首选字。这对那些记不住首选字的编辑来说,是个不错的帮手。

和语言文字一样,标点符号的使用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规范。一般的标点符号用法,编辑大多能熟练掌握,但遇到较为生僻的,不大常用的,或者是虽然一直使用,但总能出错的,编辑就要需要时刻学习并记住。

比如“其他的出版作品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世说新语精读》《诗里特别有禅》等”。一般情况下,书名号连用时,中间不一定用顿号,但是,如果书名后面还有别的东西,比如括号,书名号之间的顿号就不能省略。因此,这句话可改为“其他的出版作品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世说新语精读》《诗里特别有禅》等”。

身为编辑,除了现汉、辞海等工具书必买必查之外,还有些编辑业务书籍,亦要时时翻阅,比如北大教授苏培成的《怎样使用标点符号》(增订本)即为一本极其实用的案头必备。

张爱玲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中说:“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蚤子。”文字亦有生命,若将一部独具思想性和开创性的书稿比作一袭华丽的袍子,那么,知识坑、逻辑坑、字词句坑、标点符号坑等各种小坑洼,便是袍子上的小蚤子。扫清蚤子,袍子才是华服,才值得拥有,即便未能赶尽杀绝,多清扫一些碍眼的蚤子,总归是有成就感的。



4

语言的原始丛林

“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1000多年前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如此裁决一篇好文的诞生过程,一部佳作、一本经典书籍的诞生,亦如此。整日奋斗在审稿一线、对书稿文字砍砍伐伐、修修剪剪的编辑对此当有所体悟。

审稿编辑的日常工作就是跟书稿打交道,几乎是天天、月月、年年穿梭在语言的莽莽丛林中。一部书稿里,郁郁葱葱的文字原始丛林中,有荆棘,有绊脚石,更有大坑、中坑和无数的小坑。编辑要做的,就是从大到小,从外到内,从上到下,从主到次,从宏观到微观,从主题思想到每个标点,像梳头一样将某个特定丛林捋上三遍。

导向和基调组成的大坑群,阴森而幽深,一个不小心就会造成书籍被判死刑、编辑承担重大事故责任的恶果,编辑经此务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结构和材料构成的中坑群,显眼而混乱,万一中招,编辑收获的就不仅是指责和嘲笑,还有满满的羞耻感和愧疚感,路过此地,编辑每每都要仔细查看、勘探,找到症结所在后,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法;

知识、逻辑、字词句、标点符号等组成的微末小坑群,虽然不起眼,但数量繁多,种类庞杂,编辑们每次对它们又爱又恨,爱的是这些小坑基本不碍事,遗留一两个不会影响全局;恨的是,倘若小坑处理得粗糙,积少成多,也会直接导致书籍的生命提前终结。因此,面对它们,秉持发现一个消灭一个的赶尽杀绝精神,非常见效,当然,黑马软件的辅助排查也功不可没。

若问一个编辑在职业生涯中最担忧的是什么,相信大多数编辑都会答出两点:一个是书籍的效益,另一个就是成书中出现错误。后者更容易让人遗憾连连。如果,打开一本书,映入眼帘的第一页中就有错误,而且这错误还是无可争议的硬伤,试想编辑此刻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语言即思想。每部书稿的语言都是作者思想的体现,有人说只需要忠实呈现作者的原文原意即可,编辑不必在语言的原始丛林里排兵布阵、围追堵截,这样斤斤计较,费时费力还不讨好,何必呢。是的,作者有呈现思想的创作自由,但编辑有坚持原则的职业责任。若没有编辑处理政治、民族、宗教、基调、不良习俗等大坑,社会的舆论导向、民众的凝聚力、青少年价值观的塑造和教育等也许会偏离与迷失;若没有编辑提炼书稿的结构、淘汰过时错误的信息和观点,呈现出来的书籍内容杂乱无章且陈陈相因,怕也是令人不忍卒读的;若没有编辑无怨无悔、尽心竭力地核对知识点、修改病句和错别字、规范标点符号的用法,或许以讹传讹、张冠李戴、荒谬绝伦、误人子弟的文字会充斥整个语言原始丛林的各种角落。黑云压城城欲摧,如此,一切都自由了,然而,一切也都乱套了。

这,便是书籍中语言和思想生存的丛林法则。每一个有责任心、事业心和使命感的编辑,在审稿时,身兼两职,既是思想解放的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也是让语言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护航者。

43岁时,一生追慕游侠之风的李白,写下名篇《侠客行》,诗句曰“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身与名,不重要,完事后,藏起来。说的是千年前的侠客,又何尝不是现在的编辑?辛苦改稿,默默奉献,精心打磨出炉的书籍是合格出版物,甚好;编了一本优秀的、经典的、畅销或长销的作品,更好。

那边厢,聚光灯下的作者光彩照人,光环属于他,他心安理得。

这边厢,隐蔽角落里的编辑,拍拍身上的尘土,落寞而孤傲地转过身,俯身钻进下一个语言的原始丛林。又一段筚路蓝缕、砥砺前行的孤独旅程,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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