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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文化自信与价值重估

2018/4/15 16:31:36   作者:王兆胜 广西文艺界   次浏览

 

      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不受重视,它远不能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相提并论。究其因,主要有三:第一,散文最为零碎和复杂,它是一个“余数”,即无法归入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被放进散文这个篮子。正因其杂、散、乱的特点,文体特征不够鲜明,所以难以归类和研究,其价值也就大打了折扣。第二,古今中外没有成熟的散文理论作为支撑,这给散文研究带来极大难度,更无捷径可循。第三,长期以来,新文学价值评估将“创新”作为绝对标准,散文是一个传统性较强的文体,其价值自然不像小说、诗歌、戏剧那样引人注目。所以,其他文体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散文研究则门可罗雀。
      其实,这种状况既不正常,也是观念的偏向使然,它反映的是整个学界对于散文及其散文文化的误解、误读与无知。如改变研究的路径依赖,打破理论至上及西方文化优势的偏见,散文价值就会获得新的阐释。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散文之“散”与“杂”,正显示其丰富性与包容性。从文体的纯粹性来说,散文之“散”与“杂”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是个缺点;但从丰富多样、包罗万象、有容乃大进行考量,这又是个优点,几乎没有哪个文体在开放性与包容性上能与散文比肩。这也是为什么,散文可容纳一百多个分类。如将小说、诗歌比成一条河流,散文无疑是一个大海,其中有不断拓展和增殖的研究空间及其可能。
      散文更多保留中国传统密码,成为中西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桥梁。以往,学界总是站在向西方学习角度看待甚至否定散文价值,认为它落伍于时代,在传统中打转,没多少存在价值。事实上,站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文学传统,尤其是站在中西文化文学融通再造上看,散文比其他文体可能更多保留了传统文化文学基因密码,更好地实践和创新了中西文化文学的现代转型。从李大钊的《青春》、鲁迅的《野草》、林语堂的《个人的梦》、施蛰存的《论老年》、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林非的《浩气长存》、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等作品中,可见其端倪。当更多小说、诗歌、戏剧还停留在简单向西方学习和模仿,忽略传统及其现代转型,散文却不弃传统、悄然进行创新性转换。
      散文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话语表现形式。如果说诗歌靠浪漫的想象与诗意见长,小说重视虚构和编织故事,戏剧着眼于制造激烈的冲突,散文则眼睛向下,直面现实,尤其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琐碎与光影。在以往研究者看来,散文这一特点无疑成为过于现实、琐屑甚至无聊的代名词,无法与小说、诗歌和戏剧的价值等量齐观。但换个角度看,也正因为散文的及物特点,它才被广泛运用,成为社会生活和工作不可分割的话语表达式。以应用文为例,不要说日记、广告、演说词、辞呈、总结,就是文件报告,哪一个能离开广义散文?一些日常生活话语都离不开散文的恩惠。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语出孔子的《论语》;“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语出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语出韩愈的《进学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语出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少年强则国强”,语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谁是最可爱的人”,语出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等。试想,如果没有散文的滋养,我们的生活及其话语不知要逊色多少。
      散文更充满人生哲学和智慧,以及高尚的审美趣味。由于散文天高地厚,其中的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随处可见,其审美趣味也是一种难得的滋养。一本《古文观止》不知培育了多少世代国人的哲思与高尚的美学趣味,如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人生苦短的生命观,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超然物外,韩愈《师说》中的“师不必贤于弟子”,欧阳修《秋声赋》中的不与草木而争荣,还有丰子恺的《渐》和朱自清的《匆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应充分认识到散文的独特价值,确立散文文化自信,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文学基础上,克服以往对于西方文化文学尤其是各种理论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呼唤散文研究新时代的到来。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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