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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在坚守与探索中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2019/8/13 17:24:09   作者:柳斌杰(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来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次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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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斌杰在樊希安《坚守与探索》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陈原先生说:只用对出版业的贡献评价张元济是不够的,其实张元济先生身上“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一种传统”。我顺着这个思路理了一下,从孔子那个时代整理出版《诗经》《春秋》等经典著作开始,到近代的出版,都是把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作为思想传承的主脉。陈原先生这段话,是说评价张元济先生和商务印书馆不能光从出版和文化的角度看,还要看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樊希安《坚守与探索》这本书提出了一个大课题,中国出版坚守什么?探索什么?在改革开放和传播技术革命、媒体融合发展这样一个大时代,人类知识发生了革命,生产知识的不只是人,还包括了机器,包括了智能。现在生产传播的快餐文化,97%是机器生产的,真正有思想有内容的在出版社、主流报刊、广播电视上的仅占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版需要坚守什么?我们的发展迎来了机遇,也遇到了挑战。——柳斌杰

  十多年前针对改革争议我曾提出几个问题:我们出版要坚守什么?我们出版要改变什么?我们出版要改革什么?我们的出版要创新什么?从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现在的形势,出版界始终要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对这些重要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既要以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去探索研究,也要积极参与变革的实践。樊希安出版论集恰恰谈的是坚守和探索的问题,这个题目非常有现实意义,所以我们要一起思考。

  樊希安不仅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实干家,比较务实。我看了他多数的文章,都是结合工作实际,系统研究三联书店的历史、文化、传统,从邹韬奋到后来历代出版家的情怀,讲出版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对出版改革做了很多探索,也做了大胆的创新。

  出版家的贡献体现在哪里?

  我们出版界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首先要高度重视出版家、优秀记者的历史活动和实践。我们的思想、历史传承,出版家、记者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历史长得很、历朝历代做的事情多得很,但只有进入记者笔下记录里、出版家的视野里才能上了书、留在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多少人?现在历史上能查到名字的人不超过5万人,其他人哪去了?没有进入出版家的视野,没有记录。出版家的贡献,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出版家在一生的实践中,从选题、编辑、审稿工作中间体现他的文化价值观,体现他的理想追求,这是非常明显的。解放军出版社的黄涛是很了不起的出版家,“文革”期间冒着生命危险把老红军所写的战争亲历记录收藏下来,他和老伴、女儿花了半个月在院子挖了一口井,把东西藏到那里,保存了史料。黄涛为什么这样做?为了真实地记录共产党的历史,而不是被没收销毁了。改革开放以后黄涛把这些稿子拿出来,编成了《星火燎原》续集。在复杂的时代为我们出版做了榜样,坚持真理、传播真正的历史,这是出版家非常高贵的品质。还有范用等一批老编辑,一生坚持真实记录历史,不允许任何人对事实进行篡改、胡编滥造,这些出版家真正体现了出版人的精神追求和使命,值得我们学习。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业发生重要变化,也有一大批出版家追求新时代的出版在改革开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作为和想法使我们受到深刻教育,体现中国出版家追求光明、传承文明的担当精神,使得中国文化血脉世代继承下去、没有中断,成就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精神、传统,这是出版家的特殊作用和地位。我们一定要在任何时候都记住这些精神,出版家无论退休的、在单位工作的,都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许多出版家退休后出了大作品,真是奋斗一生,值得学习。

  出版业作为记录历史、传承文明、普及知识、传播真理、资政育人的重要行业,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一切社会文明演进中不可缺少的知识力量,所以一代一代人都要造就自己的出版家,用我们的知识来照亮人类文明,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出版家任何时候都要坚守自己的文化精神、价值追求,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传播真理,这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主要品质,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新闻出版还要改革什么?

  出版改革了十多年,主要集中在体制机制转换上,实际还没最后完成,到明年底全部改革要到位。所有国家出钱注册的文化机构全部都要转成企业,财政部和中宣部的文件已经下发了。作为行业来说,政府要求我们做什么?要落实到位。

  一是要做融合发展的改革,现在融合发展之所以做不下去,是体制不顺,一部分是民营机制上发展起来的,一部分是国有资本创办的,双向进入上有政策限制,所以融合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创造融合发展的条件。

  第二项改革是共享,我们出版界和互联网平台终端将来有个共享的机制,共同享受市场、享受发展的红利,发展共享经济的政策办法要改革。

  第三项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国有企业这次改革为什么要求全员持股,高层持股,就像中石油、中石化都是这样,要搞成混合所有制。这是几百年来的经验,资本主义劳资危机为什么少了?就是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作用,职工是员工,也是股东,这样就不罢工、不闹事、不破坏,缓和了矛盾。现在大型国有企业借鉴这一改革,我们出版将来也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企业共同体,这是体制方面改革,要让企业的员工变成真正的主人,与领导、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不能一张纸任免就跟企业没关系了。这一轮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解决混合所有制,提升员工、管理层的积极性,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即使你离开这个企业了,你还关心这个企业的发展,你的子孙后代还能享受你的股份,这是体制方面的改革。

  最后,在机制转换方面主要是四点:一是出版导向的引导机制,正如我们这些年探索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主要出版机构要完善这一机制。二是有对企业行为制约的机制,有政府的、有党组织的、有企业自身的,对我们的行为规范、制约。三是奖惩激励机制。四是人才机制,现在国有新闻出版业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才危机。我们传统出版机构要吸引人才,就要有新机制,这是我们在改革方面应该着重探索的。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

  出版家要坚守什么?我看主要是坚守出版精神,从古到今中国出版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含:

  一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对待人物、对待现实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然你记下的东西会是伪的、假的,不符合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

  二是有追求真理的担当勇气。传播真理、记录真理,要有担当的勇气。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些经典,没有一个是在当时不被禁止的,这一点启示了我们出版人要有一种坚守精神和深邃的眼光。我非常支持人民出版社以黑皮书的方式把历史材料记录下来,一些事情我们当代评价不了,可以留给后人评价,出版家应该留下这些东西,这就需要担当。

  三是有心系天下的人文情怀。我们现在有的出版家视野还不够开阔,我对中信出版集团提出要有国际视野。为什么我国出版的图书在国际上影响不够大、传播不广泛?原因之一是缺乏国际视野、人类情怀,不像《时间简史》这类出版物关注的是人类情怀,而中国是全部记录自己的事情,这要开始改变。你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必须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吸引各国人民来阅读我们的书,这就需要全球视野、人类情怀,这一点我们还须努力。

  四是高度重视文明互鉴的全球出版。文明是多样性的,特别是中国人现在了解世界多样文明的热情非常高,现在很多外来的其他文明样式传播的书非常畅销,原因就是文明互鉴。所以我们出版家要像100年前一样,100年前主要是科学、知识方面的“西学东渐”,现在在人文领域、社会领域要借鉴全球文明的创造,扩大我们文明对话的范围,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亚洲文明大会上一再强调的,与不同类型文明的对话,加强沟通,以对话代替对抗,建设和谐地球。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

  出版业要改变什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思想跟上时代。出版业往往困于传统的思维定势,只是盯着纸、盯着书,这是不够的,现在纸变成屏、变成网、变成数字了,不能光盯着纸,也要吸收其他的业态形态。

  一是产业变了,阅读场变了,70%的人转到数字阅读场了,不在网上就在屏上,5G以后这种现象还要加速。现在从试点城市的现实情况来看,已经更加吸引人往网上和屏上走。这个场变了,我们要跟着这个场来变,因为你是知识源头,你有这个优势,将来为新的阅读场提供我们需要阅读的内容,而不是现在的状况。现在是什么状况?新媒体、互联网是没有作者的,它也是不要作者的,它是用大数据来筛选,这一点一定要看清楚,思维要转变。

  二是技术也变了,我们对出版的流程、业态、产业链的思维也要变。

  三是服务的模式变了,过去我们是卖书、卖光盘,现在你要卖知识。知识服务作为出版的最高境界,将来出版能够占领高端的就是知识服务,因为这么多渠道都需要知识。这点发生了大的转变,由原来的卖书、出刊,转向知识服务。不管是书上、屏上,还是在网上,什么地方都是知识最重要,因为读者需要的是内容、知识、信息。

  以智能出版为例,我们去年有270多种智能出版产品,在江西世界VR产业大会上展示的我全部都看过了,外国的也看了。智能出版的仿真技术、虚拟空间、文化情境的建模等产品都是我们书上来的,但是智能出版赚大钱了,我们纸上的没赚钱。将来我们的知识也得用新技术呈现出来。像现在传播最广的微视频、抖音排世界传播前三位的两个样式,我们书里包含了多少?一本书中就有成千上万个,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是最大的财富、最大的知识,但是我们现在没做出来。

  四是经营思维方式也要转变,现在多功能阅读空间,多种阅读平台、多种阅读方式都是经营的平台,出版业的链条要往下延伸。你是高端的、是知识的源头,有权支配产业链下游,不能只限于做书卖书,要延伸服务。

  当然,相应的管理思维也要转变。现在是融媒体、全媒体、智媒体的时代,过去是人找信息,现在是信息找人,已经是传播时空全覆盖了,24小时都有了。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思维要发生变化,不能还是原来那套模式,最初级的办法都不能解决未来知识传播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将来的知识传播方式,我们出版界要用这种思维方式占领制高点。

  出版创新问题

  现在出版已经是迭代发展的态势,五种形态都有,纸、电子、网络的、数字、大数据全都有,并没有说这个形式把那个形式代替了,它是迭代发展、同时发展。我们要注重出版界多种业态的培养,让它融合发展。我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几本智能书,打开书有文字、有图片、有说的、有唱的,电视的场景全部在里面,完全是新样态,打开书,想看文字看文字,想看电视现场就看电视现场,都在一本书里面,这就是融合的产品,我们要注重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

  产品形态要融合,出版业态也要融合。现在固态、数字、智能等各种形态会同时出现,交叉发展的技术不会少了哪一种。传统纸质书阅读起来最简单,有光就行,既不要电池,也不要设备,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阅读起来很方便。纸质书在现实中的弱势是过于厚重,不能和读者对话,结果不能及时反馈,利益链不能延伸。新的业态就不一样,IP经营利益链是延伸的,纸质书延伸不了,顶多就是版权转让。优势当然是方便、干净、卫生,有太阳、有光就能看,所以要注意业态交叉,多样发展。

  出版为所有平台服务的问题,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创新的。我们有优质资源,有知识创造的能力,源头在我们这里,那么我们就要构建一个知识服务的体系,为所有的平台服务。如果这几条做到了,出版一定是站在高端上,一定是高质量的知识源泉。所以出版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今后还会是这样,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中央出版机构还要探索未来出版的灵活模式,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典型,我们要探索。中信出版集团刚刚上了市,中信在内容上视野是很开阔的,业态形态方面也做了些探索,我建议他们全面建立全新的出版模式,专门跟他们谈了这个问题,支持他们探索新的模式。也希望一些大社名社也在创新上下点功夫。

  另外,我们要探索全球共享出版的模式,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全球出版模式怎样影响全世界,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央出版机构有条件进行这方面探索。希望大家像樊希安同志那样,既搞清楚自己要坚守的,也要坚持探索创新,继续保持中国出版业在中国文化行业里的引领地位,在全球出版领域也发挥我们的主导作用。

  国际出版业对我们非常看重,他们认为现在的出版已经是中国的世纪,如果离开中国的出版,就不是国际出版了。国际版协组织三任主席都跟我们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我们影响力也开始增大了,但是真正产生影响力的不是我们的规模、不是我们的市场份额,而是我们的体制机制、运行方式、技术创新上为全世界提供范例。这是有追求的出版家应该探索的,要有樊希安同志的精神,要思考、要探索,把我们的激情热情转换成为发展中国出版业做贡献的动力能力。

  (本文根据作者在樊希安《坚守与探索》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已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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